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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笔记｜《理解》的诞生

家里孩子多，家境也谈不上宽裕。

小时候，每当母亲把饭菜端上桌，不过十分钟，盘里便只剩些零碎的菜叶。

等我们几个孩子离了座位，只见父母悄悄捡着剩下的饭菜果腹。

那时偶尔有条鱼上桌，就是难得的「好日子」。

父亲先动筷，把鱼骨和刺小心挑开，夹几块鱼肉到我们碗里。

母亲总在一旁笑说：「鱼头留给我，我就爱吃这个。」

她说得顺口，我竟也信以为真，觉得大人爱吃的东西就是奇怪⸺

肉厚的地方不吃，却拿着那颗带着鱼眼的头，慢慢啃着。

有时我偷瞄过去，看见她用筷子细细地沿着鱼头剥肉，

先把仅存的一点鱼腮边拨下来，再从鱼颊上刮几小片肉，

眼睛那一圈她也不浪费。

她吃得很安静，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分配。

上小学那年，学校离家远些。

母亲牵着我的手，一路嘱咐我要记清回家的路。

可小孩的心思散得很，放学刚走到第一个路口，我便全忘了。

那时没有手机，我只好沿着原路走回学校，

在哥哥教室外等着他三点半放学，由他领我回家。

心里暗暗埋怨，我才小一，为什么就要我一个人找路回家。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的。

手上总有做不完的家务，身旁还堆着一家子的家庭代工。

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动手，母亲忙中还不忘看顾我们，

既怕我们累，又怕我们做不好。

如今想想，那些嘈杂的日子里，倒是悄悄练出了几个能帮忙的孩子。

最热闹的是包水饺的时候。

父亲调馅，母亲和我们并肩坐着包饺子。

现包的饺子格外香，大概是因为一家人都在，简单却踏实。

如今回望，那竟成了记忆里和母亲最温暖的一段时光。

我与母亲的感情，年少时颇有冲撞。

她言语急些、情绪化些，我难免觉得她不近情理。

可到了今日，走得远了、也累过了，

那些不愉快竟在岁月里慢慢散了。

反倒是她的一些小动作、小叮咛，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

母亲没有说过什么深刻的道理，也不擅长表白。

但她把自己能给的，都给了我们。

那些忙碌与节省，那些沉默，

可能都是她的爱吧。

月朗星稀之夜，我在家中那狭小书房里，找出一叠《〈红楼梦〉接受美学论》的手稿，准备以之作为穿越时空的通行证。突然，书页间泛起一阵蓝光，我脚下一空，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拽进了时光隧道。再睁眼时，发现自己竟站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平顶小屋里。

书屋的窗外月光朗照，依稀可见一棵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窗下有张三屉书桌，桌上摆着未完成的手稿，还有笔墨砚台、煤油灯、瓷笔筒与烟灰缸。桌旁放着一把旧坐椅。桌对面的东墙上，藤野先生的照片悬于高处。靠墙是一张木板床，铺着薄被。旁边挤着一张籐躺椅……一切与我从书中看到的有关记述一样。这显然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

“来者何人？深夜闯入私宅，莫非是梁上君子？”一个略带沙哑却充满威严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我猛地回头，只见一位身着长衫、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正站在门口，两指间还夹着一支燃着的香烟，不是鲁迅先生又是谁？

“鲁……鲁迅先生！”我激动得张口结舌，结结巴巴道：“我是北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学生小鸿，是您的……您的徒孙啊！今晚特意，向您求教来了！”

鲁迅先生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哦，北大中文系的？徒孙？我在那儿当过老师。怎么没见到你？我倒先要考考你：我这书房里，最不缺的是什么？”

我环顾四周，书、笔、墨、纸，样样俱全，但最显眼的还是靠墙而立的一个个放满书的木箱。正欲开口，先生却自己揭晓了答案：“最不缺的，是问题。就像这满屋的书，每一本都藏着无数个问号，等着人去解答。你来这儿，准备好接受我的‘拷问’了吗？”

我咽了咽口水，点头如捣蒜。先生见状笑笑，从书箱里抽出一本《呐喊》，翻到《阿Q正传》，问道：“我先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人们都说我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句话，你可明白其中深意？”

我思索片刻，答道：“先生的意思是：对于那些身处困境却又不思进取的人，我们既要同情他们的遭遇，又要批评他们的不作为，激励他们奋起反抗，对吗？”

先生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不错，但记住，真正的同情，不是眼泪，而是行动；真正的怒其不争，不是谩骂，而是唤醒。就像我笔下的阿Q，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哀他、怒他，是为了唤醒他，唤醒与他相同相似的人。”

接着，先生又翻开《狂人日记》，说道：第二个问题是，“‘救救孩子’这四个字，与我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什么联系？”我一时觉得脑子短了路，不知该如何回答好。先生笑了笑，说道：“做学问，做人，都要有一份骨气与担当。对敌人，要毫不畏惧，直面并揭露其丑恶；对人民，要像牛一样，默默劳动，无私奉献。这也就是我的小说与诗句的内在逻辑联系。”

说到这里，先生又看看我的手，问道：“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我赶紧回答道：“是我写的一本书稿。”

“什么书稿？”

“《〈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是研究读者如何读《红楼梦》的问题，想听听先生的看法。”

先生弹了一下烟灰，慢慢道：“这个问题，我早说过。我认为：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就是我关于《红楼梦》文学接受的看法。简单地说：一百个人，心里有一百个林黛玉。你研究红楼梦，就与心中独特的黛玉做个文友吧。”

我听得热血沸腾，仿佛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叫我快回家去将先生的话补上。先生见我那魂不守舍之状，笑了笑，又从桌上拿起一支笔，轻轻放在我手中道：“我赠给你一只笔和一段话吧：写文章最重要的是应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是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孩子，你写作时要坚持真理，不要跟在专家名人后面跑。引用前人的观点时，不要看他的身份，也不看他的历史地位，只看他说的话有无道理，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与名家不同的、自己独特的见解。”

听了先生的话，我真是很，十分，非常，极其强烈地……激动，一时无言以对。先生看我的样子，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好了，徒孙，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记住，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做人的道理，做学问的精神，是不会变的。回去后，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别给母校丢脸。还应记得一定要珍惜时间，爱护身体，这方面的话题我们找机会再聊吧。”　　

我如释重负，心底涌动着对先生由衷的热爱和敬佩，对着那清瘦却挺拔的身影，郑重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时，一阵蓝光再次闪过，我眼前一黑，再睁眼时，已回到了我那间狭小的书房。窗外，是一棵柳树，还有一棵也是柳树；桌上，是一叠稿纸，还有一叠也是稿纸。手里紧紧握着的不是先生送我的那支神笔，而是一本《鲁迅杂文集》。我赶紧把先生的两段话加进手稿的适当地方，心想，再认真读一些先生的著作，吸取先生的精神营养，让自己的第一本书更完美一点吧。

一 举案齐眉

这是最著名的古代爱情典故。说的是，东汉文士梁鸿因一首讽刺诗恐遭朝廷追查，携妻子孟光避世海滨，靠佣工度日。孟光每备餐毕，必以托盘举至眉齐，敬奉夫君。这一幕定格为千古佳话，成为夫妻恩爱的典范。

鸿哥评曰：夫妻之间的恩爱，要彼此互爱才行。“举案齐眉”的故事，只能说明孟光对丈夫很尊重，至于梁鸿对她如何，从这个故事中看不出来。且我以为，夫妻之间，不需要这种“尊重”。饭做好了，端上桌子就行，举那么高干嘛？若偶尔举一次，未尝不可；天天如此，烦不烦啊？万一不小心，盘子一歪，汤菜泼出来，岂不烫伤了丈夫？我看孟光的举动，其目的是要博一个贤妻的虚名，有“做秀”之嫌。

二、张敞画眉

张敞是西汉人，宣帝时为京兆尹，就是首都西安市的市长。张敞爱他的妻子，平时常替妻子画眉毛。此事被人弹劾“轻浮”，他以“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自辩，宣帝笑纳其言不加罪，后遂以之喻夫妻恩爱。

鸿哥评曰：张市长是真爱他的夫人，爱到不亲自为夫人画眉，就浑身不舒服的程度。他回答皇帝的那番话更妙、更实在。张敞真是个坦率人，他的爱不是“做秀”，而是发自内心。 故我以为：“举案齐眉”的影响虽大于“张敞画眉”，但其“爱情含金量”不如后者。

朱光潜先生是美学泰斗。老人家已经逝世好些年了。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那阵子（78～82年），他还健在。我在大二时开始接触美学，对中国五十年代美学大论争时涌现出来的四大派美学家——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美学家（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美学家（认为美从本质上讲是主观的）、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相结合派”美学家（认为美从本质上讲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家（认为美从本质上讲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进行了一番研究，认为，朱光潜先生说的最有道理，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则不能让我信服。朱李两人，都与北大有“血缘关系”。朱先生是北大西语系教授，李先生北大毕业后，分到中国社科院工作。从“学术辈份”上讲，朱先生是我的“爷爷”辈，李先生是我的“叔叔”辈。于是，我自认为属“爷爷”派，而反对“叔叔”派。（后来，我写了三篇学术论文肯定“朱爷爷”，写了两篇论文反对“李叔叔”，均得到发表。）虽景仰老爷子，但没动过拜访他的念头。

一天傍晚，霞光灿烂。我和窗友田长山（曾任《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已不幸因病逝世）从图书馆走出，只见馆前草坪上人不多，有位老人独自坐在那儿的长靠椅上。长山兄说：“那好像是朱光潜先生。”我只见过他的照片，用某相声明星的话说—— 他的“活人”还没见过。一瞧，确也有点像。于是同长山一道走上前去。长山兄说的不错，果然是朱先生。

我仔细打量这位“美学爷爷”。他身材瘦小，年纪虽较大了，但精神气色还不错，脸上皱纹当然是不少，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眼较浑浊，不知是不是患白内障。他穿一身旧蓝卡叽中山装，足登圆口布鞋，两手扶着一根手杖。这，就是美学泰斗朱光潜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期深深刻在我脑海中的形象。